北京中南海旁绿树成荫的府右街,民国时期曾是一慈悲满盈之地——上世纪30年代,十几位慈善家在此成立的“孝惠学社”,就坐落在府右街上的“壮学庐”中。“孝惠学社”全名为“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”,性质私立,其中不乏知名的慈善人士如朱庆澜、章元善等,朱庆澜出任此委员会之委员长。
提到朱庆澜,就不能不提到他那句“三元钱救一命”的著名口号。朱庆澜1917年曾任广东省省长,1923年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,1925年后他放弃高官、脱离军政,专心于慈善赈济事业。1928年陕西、甘肃两省遭遇大旱灾,百姓生活陷入绝境,朱庆澜当时作为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,提出“三元钱救一命”的口号,赴东北寻求亲朋故旧帮助,去铁道部请拨车辆,亲自筹购多达16万担赈粮,惠及两省近百万灾民。甚至连皇帝溥仪都被此口号感动,捐出3000元大洋,足可救下千人生命。此外,朱庆澜还自行成立了西安、扶风两个灾童教养院,收容孤儿千人,并长期深入灾区调查、监督放赈。
作为学社领袖,朱庆澜即是这般身体力行地做着慈善。他虽然后来身为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,在为公主持赈灾工作的同时,于私于己依然行大义、广赈济,实为慈善精神的最佳践行者。其实,这也便是“孝惠学社”的宗旨与内核所在——即“义赈”。“孝惠学社”之“孝惠”来源于享有“晚清民间赈灾第一人”之誉的大慈善家唐锡晋。唐锡晋本名唐孝惠,讳锡晋,之所以以其名字命名,是因为学社将唐锡晋所宣扬的“义赈学说”尊为社旨。“义赈”一词出现于清末,是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并杜绝地方官吏插手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,唐锡晋就是当时著名的义赈领袖。他临终前有这样一番话“予一生尽瘁振务,皆本问苑公遗命。特振仅足以救一时,振而生又必教以自食其力之道。且谋所以弭水旱之灾,庶国无游民,野无旷土,救一人即救一家,救一家即救一国之贫弱,此予所欲为而未及为,须汝辈继续为之者,汝辈志之。”这肺腑之言,不仅是士大夫远大抱负的抒怀,更是义赈精神之所在。正是在其感召下,由唐锡晋之子唐宗愈等联合一批志同道合者,在北京成立了弘扬和实践义赈精神的“孝惠学社”。
学社作为一个民间慈善组织,除规约、章程外,还设立了查放局、留养所和积谷仓,制定了标准格式的布告、赈票等,有着相当完备的组织形式。例如,查放员进入村庄查放有严格规定,必须首先张贴《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布告》:“查放员购用饭食茶水,雇用舟车,均随时自行给钱,不受供应,即随带队警差役,亦由查放员发给饭食,不准需索分文,如有滋扰,察出送县严惩。”甚至在“赈票”上也醒目地印有:“本会查放员等饭食舟车,随时自行给钱购雇,不受供应,不准董保人等借端敛钱,如违,准该灾民指控。”如此细节,无不反映出学社制度之严密、行善之入微。
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均不乏民间赈济事业的存在,“孝惠学社”即是表率。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慈善力量如何形成、如何发展、如何发挥作用?或许在百年前“孝惠学社”与其所彰显的“义赈”精神中,可寻得些许答案。